在这点上，曾氏的器识比胡远大。作为湘军的领袖，战争逼迫曾氏成为那个时代最先深刻思索、最先寻找对策的政府高级官员。他的思索和应对写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的奏折中：“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，得纾一时之忧；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，尤可期永远之利。”曾氏的这个建议很快形成国策。
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外交部——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得以建立，曾氏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兵工厂——安庆内军械所得以开办。一个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。去世的前一年，曾氏又联合李鸿章奏请官派留学生赴泰西各国学习技艺。“业成而归”，以使中国“渐图自强”。去世的当年七月，此建议付诸实现。因为湘军的缘故，“洋务”对湖南影响极大，它大大地扩充了湘人的眼界。从那以后，普普通通的湖南民众的脑中里都开始有了西洋、东洋的概念。 正因为此，清朝廷派往西方的第一任、第二任大使都是湖南人（郭嵩焘、曾纪泽）。
上个世纪，东洋留学生以湘人最多，甚至连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迈开小脚，远渡重洋，如杨度的母亲李氏，蔡畅的母亲葛健豪等等。 团队观念、世界眼光，这便是曾氏为湖湘文化所注入的时代新内涵中最为重要的两点。 三、为湖湘文化的弘扬筑下坚实的基础 曾氏事业的成功，为湖湘文化的弘扬，至少在两个方面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。
一是在精神上。湖湘文化本是一个蕴含伟力的文化，但因为缺乏时代机遇的凑泊，长期以来，这种伟力未得到长足的展示。湘军的胜利，使湖湘文化的强大力量得到充分验证，也使湖南人凭添空前未有的自信心，甚至滋生一股舍我其谁的略带几分狂傲色彩的自恋情结。杨度的几句诗最具代表性：“中国如今是希腊，湖南当作斯巴达；中国将为德意志，湖南当作普鲁士。”
“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是湖南人尽死。” 这种自信心甚或自恋情结，为湖湘文化的弘扬酿造一种极为有利的氛围。湖南人以自己的杰出同乡为自豪，进而以生我育我的一方热土为自豪，再进而以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为自豪。在如此环境中，湖湘文化得到极好的传承和激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