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说，著者关于前两种学术进路的讨论，更多还是理论与方法层面的观摩、对话，而后一种讨论，则真正触及当前湖南地方史研究的痛点，也使得其著具有深一层的学术史意义。
内容概要
本书凡4章，另有1篇附录。现有文献一般认为，陶真人的原型是东晋陶淡及其侄儿陶烜，距今1000多年。陶真人所在的庙宇被称为陶公庙，坐落于浏阳河畔临湘山上，亦被认为是“六朝古迹”。陶公庙地处长沙城东30里的榔梨市境内，陶公庙与榔梨市的关系，被形容为“因庙成集，因集成市”，即榔梨市的产生，得益于陶公庙的繁盛。第一章《解构与重构：陶真人及其与榔梨地方社会的关系》，基于历史文献、神话传说和田野调查等资料解构陈说，并重构陶真人与榔梨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：榔梨市陶真人的兴起是因为其有肉身遗存，原型不能确指为谁。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，经士人构建，逐渐附会为东晋陶淡。榔梨市作为市镇出现于宋元之际，远早于陶公庙的出现时间。陶公庙会的形成，是当地商人为推动榔梨经济发展进行的创造。在地方宗族、商人和行会的共同经营下，陶公庙方成为榔梨市和长沙东乡地方社会的中心。
第二章《从“民祀”进入“祀典”：陶真人的发展与湖南地方力量的崛起（1852-1911）》论证陶真人由并无清朝法统承认的“民祀”进入国家祀典，实质象征着晚清湖南地方力量的崛起。爬梳文献，可知为陶真人（及与之相类的李真人）请封背后的推动力量，主要为湘军集团。通过在榔梨设局征收厘金、挪用陶李真人庙产等方式，湘军集团的筹饷人员介入榔梨地方内部，与陶李真人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其中很大一部分，不仅是陶李真人的信奉者，而且积极参与庙务。更关键的是，陶李真人还被视作湘军水师的保护神。由于这些因素叠加，陶李真人才能在湖南地方诸神中脱颖而出。与此同时，塑造地方神也成为湖南建构地方传统、寻求湖南认同的标志之一。
第三章《繁荣如何可能：陶真人与民国初年湖南的政治与社会（1912-1926）》通过报刊、方志和民间文献，勾勒出民初陶真人信仰更趋繁盛的景象，不过相伴随而来的，还有科学主义兴起后陶真人面临的“迷信”批判及庙产危机。通过一系列灵应故事的再创造与传播、庙产的再分配，这些危机得以一一化解。陶真人信仰之所以能迎来繁荣，除民众和社区支持外，还与陶真人的地方宗教化这一特殊情形有关。陶真人被吸纳入紫霞教的信仰体系之中，而紫霞教与湖南诸多军政要员，有着密切往来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民国初年，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于地方社会力量，支持与推动陶真人信仰传播，实是统合社会、维护政权稳定的必要选择。在湖南地方自治的背景下，陶真人也被打造成为湖南省的保护神。
陶公庙，庞毅拍摄，2014年7月2日
陶公庙戏台，庞毅拍摄，2014年7月2日
第四章《由“盛”而“衰”：陶真人与湖南地方社会空间的嬗变（1926-1958）》，将研究时段继续后推，强调在国家管控加强之时，地方社会并非被动接受；相反，地方社会通过各种组织纽带来强化自身结构，并利用国家政策和时局等因素，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。1934年陶真人再次进城救灾，便是地方社会在多种合力下对国家控制的一次反弹。陶真人通过从“神”到“人”的身份转换，凭借船山学社和孔道学校等力量的支持，推出新编《临湘山志》，不仅重新找到合法性，还获得一定发展。1945年后，尽管国民党基层统治趋严，但因地方社会的应对与配合，陶真人仍有较大活动空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一系列政治运动推动下，榔梨地方社会原有组织形态瓦解。“大跃进”期间，陶真人肉身被毁，标志着陶真人为中心的榔梨地方社会结构最终解体。
附录《城隍如何守城：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地方政治》由正文衍生，讨论的问题仍在全书脉络之内。该著第二章述及，湘军集团为陶真人请封，理由之一即为“咸丰二年，保护危城”。实际上，陶真人与护城无关，倒是善化城隍确因护城有功而被褒奖。在考察善城隍守城及敕封的来龙去脉后，著者发现，敕封的真正原因是安抚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商民，以达到联合地方力量维护稳定之目的；而敕封行为的发生，缘于长沙民众的请求。地方神明能够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地方问题的原因，与清王朝统治能力日渐式微有关，还依托于地方神明的内在发展以及社会力量的增强。
地方文献的着力发掘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