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睁眼看世界，走向世界，绕不开岳麓书院。王夫之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魏源等一干先贤大儒从这里走出。
对于湖南最近举办的“岳麓书会”，钟叔河连说：“蛮好，我支持这个事情。”
接着，对于书院、大学名字由来一一道来：岳麓书院在湖南是一个文化地标，四大书院之一。欧洲的一些大学，如牛津、剑桥也没有这么久。牛津（即用牛拉车即可涉水而过的渡口）、剑桥都是小地名。这些地名就和岳麓山一样，“小”。“小”也可以成为“大”。
他认为，纵观世界知名学府，牛津、剑桥这些小地名和岳麓山一样，随着学府的建设而声名远扬，可见校名不是覆盖面越大越好。岳麓书院由一个名山到一个学府，培养出了这么多人。这是我们的光荣。
“当然，湖南文化的发达，对比中原地方来讲起步是比较晚的，并不是很早就发达了。”钟叔河转而说道，四大书院基本在长江以南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是随着南宋一起，文化南移，才开始发达起来。
在宋以前，湖南的名人并不多。全唐诗、全宋词里，作者有几个湖南人？最著名的就是唐代诗人李群玉（澧县人）、晚唐诗僧齐己（一说长沙人，一说益阳人——编者注），他们两个在唐诗里最多算三流诗人。
真正地讲，湖南出人是清朝中叶以后，尤其以曾国藩为代表。“在他们之前，湖南的著名人物就是周敦颐、王船山等，都比较晚了。”
当时的书院都不是主要的读书地方，有条件的人是到书院进修，并不完全在书院接受教育，这是一个活动中心。钟叔河如是评价。
从书院到人，自然就到了湖湘文化这个话题。
“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放到湖南。”谈及地域文化和湖湘文化，钟叔河认为，每个地域有每个地域的文化史、风土人情和性格特点。
北方人干脆豪爽，却比较粗糙；南方人比较细致，却少了一份豪迈，甚至在更小的区域内——一个省，这种差异仍然存在。这就是民族性的不同。
为了分析“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性格”，钟叔河以邵阳人举例说明。
邵阳人被称为“宝古佬”。他认为，邵阳人的性格，朴实，这是正面的词，负面的词就是保守；倔强，这是正面的词，负面的词就是顽固。
但是邵阳人保守并不等于不能走向世界，老挝有超过十万邵阳人经商就是佐证；而倔强或者说顽固则是“霸蛮”，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信念，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“打落牙齿和血吞”。
正是由于这种特性，使得湖南人区别于其他地域上孕育的人民。“你去到北京、上海、广东等地，他自然就知道你是湖南人。”钟叔河说道。
“打落牙齿和血吞”——如果一定要概括湖南人的精神，钟叔河认为这句话再合适不过，来得直接，比较有个性，带有浓厚的湖南特色。
植根于“修养与文化内涵”的趣味
有人说，钟叔河身上具有一种野味、趣味，那么这种气质从何而来？
钟叔河认为，趣味的来源首先是读书。趣味是一种修养，当文化达到一定层次和高度后，会在相同习性、生活习惯的圈子里表现出来。
但是光读书、光积累文化也不行，趣味涉及的是一种文化的、内在的涵养。此外，这也存在“天赋的区别”，即出身、朋友圈层、地方性等。
他例举了地方性这个问题。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是以农为主，在社会生活上，中国很重视宗族家族、血缘关系，这是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不同的地方。
中国人敬神，主要是敬自己的祖先、天地日月，崇拜大自然和祖先。中国还重视同乡关系，这是宗法社会的特点，马克思、恩格斯著作里称之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。懂得这一点，才能懂得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源远流长。
“我们这个国家文化很悠久，我们自己要珍视。”钟叔河反复说道。
对于中国的农业技术，钟叔河也是赞不绝口。“中国的农业技术恐怕是世界上最发达的，如中国培养出的水稻的品种。”中国的面积虽然和欧洲差不多大，但是能够利用的土地面积比它少得多。我们自然条件并不好，但是我们养活了这么多人。我们中国的农业水平在工业革命以前应该是世界领先的，否则养不活这么多人口。再一个，我们的中医中药应该在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医学里面也是领先的，否则我们不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种族，十几亿人口。这些医术现在也还没有过时，像青蒿素早在汉朝的医书里就记载了能够治疟疾，现在是进一步提纯而不是发现。
“一个国家、民族，恐怕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和别的国家、民族隔绝开来，不能够自绝于这个世界。”秉持着这样一种观念，91岁的钟叔河依然在阅读、写作、思考，他在阅读中一步一步“走向世界”，也在写作中一步一步引导更多人“走向世界”。
念楼里，面对晚生后辈的上门讨教，钟叔河总是热忱接待。采访间隙，有电话铃响，福州来的电话，钟老先生交代，明天这个时候聊。我们采访结束后，他数次叮嘱：常来玩啊。
人总得该热忱地活着。
编辑钟叔河：他引领一代中国人“走向世界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