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里马常有，但伯乐不常有。领导干部要善于做伯乐，发现人才。唐太宗曾感叹，“何代无贤？但患遗而不知耳”。任何时候，以中国之大，贤才并不缺，就看治国者或当政者是否具有慧眼。古人云：乱世出英雄，何以如此呢？其中一个原因，就在于太平之世，往往庸人当道，英才淹没于众而不显。三国时，如果不是战乱，刘备也不会三顾茅庐。
毛泽东所处的时代，乱治交织，人才的标准也与古代大为不同。因此，他看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眼光。“识人之智”，其实就是毛泽东说的“善于识别干部”。他曾引用白居易的“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辨材须待七年期”诗句，来说明识人之难。怎样才能“识别干部”呢？在他看来，一是“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，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，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”。即要对干部所生活的社会关系、社会经历和工作表现作全面历史的分析，而不能以点掩面、以偏概全。二是在实践中识别和考察干部。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，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。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，考察和识别干部，挑选和培养接班人。”三是依靠群众。他多次讲道，识别和考察干部必须走群众路线。干部好还是不好，有何特长和能力，群众最有发言权。在江西斗争时期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选用集中体现了这三点。
1930年，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，但军政委一职让谁担任令毛泽东颇费脑筋。因为林彪这个人性格有点古怪，平时少言寡语，别人很难与他交流和共事，自他担任28团团长以来，同历届党代表的关系都不好。经过慎重考虑，毛泽东最后选中了红四军第二纵队的党代表罗荣桓，“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，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，能顾全大局，一向对己严，待人宽，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”。井冈山斗争时，毛泽东就发现了他许多可贵的品质：凡是要求战士做的，自己首先做到；打仗时冲锋在前，退却时掩护在后；行军时为病号扛枪，宿营时下班查铺。罗荣桓上任后果然不负所望，把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包括后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，即使林彪对他也无可挑剔。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重用，罗荣桓后来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成就卓著，从而使他成为唯一的一位政工干部出身的元帅。他去世后，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律诗，即《吊罗荣桓同志》，其中有：“君今不幸离人世，国有疑难可问谁？”充分表达了对他的深情和倚重。
反映毛泽东“识人之智”的另一个典型例子，是他对粟裕的发现和重用。抗日战争时，粟裕卓越的军事才能已为毛泽东觉察。1945年9月，他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。内战爆发后，他率部以3万人迎战国民党军12万人的进攻，七战七捷。后来华中野战军与粟裕的老上级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会合，这就产生了如何行使军事指挥权的问题。1946年10月15日，毛泽东电令：在陈毅领导下，大政方针共同决定，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。当陈毅将第一个战役方案报军委时，毛泽东还专门去电询问此案是否和粟裕研究过，可见他对粟裕不同寻常的重视和信任。后来粟裕具体组织指挥了宿北、鲁南、莱芜战役，均获大胜，其中莱芜战役创造了3天之内歼敌7万余人的纪录，陈毅称赞粟裕的指挥是“愈出愈奇，愈打愈妙”。
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，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形势决定，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，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，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大后方。然而，粟裕经过研究认为，此举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军的目的，反而减少了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，不如集中兵力于中原地区，大量歼灭敌人，从而改变整个战局。为此，他三次致电直陈中央。1948年1月22日，他向中央军委发出“子养电”；1月31日，又发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，重申“子养电”的看法；4月18日，再次“斗胆直陈”。当然，在不断陈情自己看法的过程中，他也表示做好南下的准备，等待中央的进一步命令。毛泽东对粟裕的不同意见非常重视，通知他到中央直接汇报，最后决定采纳他的建议。后来，战争的实际进程恰如粟裕所料。如果不是毛泽东独具慧眼，一下子看出了粟裕的军事才能，至少中原战场不会那么顺利。
如何识人或知人？毛泽东重“才”更重“德”，尤其强调“德才兼备”。德，即政治觉悟、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，不同时代赋予德的内容不尽相同。在毛泽东看来，“德”是统帅，是灵魂，是管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的。他曾提出六条“贤才”的标准，即“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，服从党的纪律，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，有独立的工作能力，积极肯干，不谋私利”。不难发现，其中，只有一条是“才”，其余都属于“德”的范畴，就是说，政治、能力，不能缺一，但以政治为主。对此，陈云后来作了进一步发挥：德才兼备，以德为主。邓小平也多次指出：“我们选干部，要注意德才兼备。所谓德，最主要的，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。”这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用人观。
